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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與二人臺

發布日期:2019-07-03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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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臺是在“走西口”中產生的。《走西口》小曲更是在“走西口”中創作的。《走西口》是二人臺的代表作,是反映了“走西口”的一種社會現象。——題記

《走西口》是二人臺的獨有傳統劇目,也是晉西北和內蒙古陜北榆林府谷一帶人民喜聞樂見、婦孺皆知的一首民間小曲。劇情是一對新婚不久,生活貧困的夫婦,在丈夫要走“西口”攬工臨別時,唱出了難分、難舍、愁腸、關愛的情結。唱詞充滿了親情和愛憐,唱腔委婉、凄涼,是一出感人至深的溫情小劇。

《走西口》是清咸豐年間,由山西忻州人(姓名無考,一說由眾多受苦人湊合而成)編唱的一首民間小曲。

二人臺起源于山西以河曲縣為中心的晉西北和內蒙古包頭周邊旗縣一帶。它的表演形式屬“兩小”戲,即小生、小旦,或小丑、小旦二人臺,最初是在民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逢年過節愛鬧紅火的人,聚在一起,在屋內、院落、村里進行演唱,這種娛樂活動俗稱“打坐腔”,后來又吸收了秧歌、旱船、戲劇等藝術營養,發展成了具有一些舞蹈動作表演的藝術形式。

《走西口》劇情與“走西口”,在歷史上都確有其事,它的史實在社會上亦有相關傳說和遺留,而且是有了“走西口”,才產生了二人臺的《走西口》。因此“走西口”與二人臺是互相伴隨在一起的產物。

“走西口”的歷史背景

二人臺的產生時間,就是開始“走西口”的時間,這是不容懷疑的歷史事實。但現在有人卻不顧客觀存在,作者以自已的認知,作出自我判斷,認為二人臺應該產生在元代,因為元代有山西河曲籍的元曲名家白樸,依此佐證自己的觀點和說法。

宋、元、明這三個王朝的歷史時期,府谷和河曲一帶,都是邊鄙地段。特別是府谷不時受到西夏、契丹和蒙古族入略,境況更為復雜。宋代,府谷境為羌、鮮卑等少數民族的聚居地,主要靠畜牧為生,農業落后,口糧則由河東(山西)供給。而河曲一帶的晉西北則為契丹的勢力范圍。元代的府谷已不是戰略要地,與河曲等地同為蒙古族所統治。河曲雖有白樸這個元曲名家,但他是在元朝的大都(今北京)一帶成長。北宋亡后又移居金陵(今南京)詩酒生活。因此這位名家一生遠離家鄉,與二人臺小曲毫無瓜葛。 

明代更不是產生二人臺的時期。從明代中期開始,蒙古族不時入侵榆林沿邊六縣,后來雖修筑了長城,也未能使漢民從此安生。清廷入關后,為嚴防蒙古族的侵擾和確保沿邊漢民生活安定以長城為界,在陜北明代長城外的蒙地劃了一條禁止蒙、漢人民滯留或出入的隔離地段——­­­­“禁留地”。康熙三十六年(1697),為解決沿邊漢民的生計,才下令放墾了這段禁地,從此使得蒙漢人民才有了往來,也才有了“口里”和“口外”之分。

所以二人臺的詞曲,就是在清代墾殖“禁留地”以后產生的。二人臺的代表作《走兩口》開頭一句唱的就是:“咸豐正五年……”,宋、元、明這三個朝代中有這個“咸豐”年號嗎?有什么理由說不是產生在清代。

墾殖蒙地與“走西口”

“禁留地”屬蒙古王族領地,這些閑置的無人居住的荒漠,對蒙古王族來說,墾放后不僅可以收取一些租稅,還可以得到清廷的認可和保護,因此樂于墾放,于是開禁后很快就引發了榆林沿邊六縣貧民和靠近府谷的晉西北的忻州、五寨、興縣及河曲、保德等地窮苦人的紛紛涌入,由此就形成了一股陜北人稱走“口外”,走“蒙地”、或走“北草地”、晉西北人稱走“西口”的求生人流。

“禁留地”放墾后,最初漢民可以自由出入,自由墾種。但到了清乾隆元年(1736),因不斷發生越界紛糾,清王朝又重新踏勘劃定了界線,明文將“禁留地”劃在了陜北沿邊六縣界址內,并立了“永遠章程”(地區之間的邊界線)。因此最初在“西口”外墾殖的“禁留地”,指的就是原長城外,現在在榆林六縣縣界以內的這一地段。

《走西口》小劇,真實地反映了晉西北和陜北沿邊六縣人民,迫于生計外出謀生的凄苦情景。有的為避孤獨和互相照應,便搭伙共居。這些共居地便稱為“伙場”或“伙盤”。現在府谷沿長城外的所屬鄉鎮原“禁留地”內,仍保留有不少叫“伙盤”的村名,如周家伙盤村、余家伙盤村、高二伙盤村等。這些都是在這一時期遺留下的村名。

府谷和晉西北各地災荒連年,人民生活過于窮困,特別是看到走“口外”的人,秋收后驢馱、人背,車拉滿載而歸,這就誘使了更多的漢民“出口”墾荒,使得“西口”成了這一帶漢民的求生救命地。

光緒二十六年(1900),清廷為籌措“庚子賠款”,又墾放了更北的“禁閉地”和鄂爾多斯的蒙地,再次為大量晉西北地區和府谷等縣的漢民進入蒙地,提供了時機和便利。使“走西口”形成了一股攜家帶口遷徙的更大人流。所以說,墾殖“禁閉地”和懇殖北部蒙地的開始,就是“走西口”的開始。

哪里是“走西口”的“口”

走西口,“西口”在哪里,晉西北人怎樣走,才算出了“西口”,這是現在人們議論和分歧、關注最多的集中點。

“西口”并不是一個地方名稱,它是對某一地域的泛稱。因此產生了不同的說法。如山西河曲人認為出了他們縣城的西城門,過了黃河就是出了“西口”;而山西保德人則認為出了府谷古城的北城門,就是到了“口外”;但偏關人則認為出了他們那里的長城口,就是出了“西口”。 

所謂“口”,其實是特指進出長城的一些重要關口,因此,把長城以北的地方就稱作“口北”或“口外”。歷史上曾把河北省境內長城各口,如喜峰口、古北口、張家口等,因這些“口”均在河北省的北部,故統稱為“北口”;而山西境內長城各口,如殺虎口、關河口、寺溝口等,雖然也在山西省的北部,但境地卻在河北省的西部,為區別與河北省的“北口”,故統稱山西境內的各口為“西口”。

府谷地域雖然歷史上沒有明確納入“西口”范疇,但府谷還在山西以西,隔河山西的河曲和保德人,稱府谷為河西。從府谷要出長城口,雖無大的關口,但也有和關口作用相同的五個堡寨,通過這五個堡寨(即黃甫、清水、木瓜、孤山、鎮羌),就進入了“口外”或“西口”了。但府谷人因就在“西口”境地居住著,如果要出長城口外的附近“禁留地”開荒墾種,習慣上只會說是出“口外”,到“蒙地”,而不會說是走“西口”了 。

上述府谷境內的五個堡寨,既是明代防衛蒙族套寇的邊防堡寨,也是清代蒙漢民人出入往來的交會處,更是晉西北人選荒出口到“禁留地”墾殖的通行大道。

“西口”故道在府谷境

嘉慶年以后,由于“禁留地”內定居的人口大量增加,并建立了不少村舍,因此外來求生的人流,便涌向更北的地廣人稀的內蒙古后大套、包頭一帶。這樣府谷境內就有了兩條晉西北人走包頭這個“西口”的大道。

一條是山西河曲人“走西口”的路線,這在《走西口》的原小曲里,小生有這樣一段唱詞可證:“走脫二里半,擰回頭來看,瞭見小妹妹,還在房上站。一溜簸箕灣,下了大河畔,西門外上大船,丟下命圪蛋。一過臺子墕,瞭不見河曲縣,盤算起小妹子,不如回家轉。頭天住古城,第二天歇納林,第三天翻壩梁,兩眼淚盈盈……”

詞里的古城,原屬內蒙地,清乾隆初年劃為府谷境的一個居民點,現為xx鎮政府所在地。它的北城門緊靠內蒙準格爾旗的地界;而河曲的西城門臨近黃河邊,過河后就是府谷縣的墻頭村,從墻頭向西經麻鎮再向北走,就到了古城鎮;第二天出了古城鎮的北城門,向西北再走30公里,就到了內蒙準格爾旗的納林鎮,然后繼續向西北方向走,就是走包頭的通行大道。

再一條是山西保德人走這個“西口”的路線,這也有保德版《走西口》的小生原唱詞可證:“石塘起了身,路過下流確東關打一尖,站上古城路過石廟墕,打火抽上一袋煙,思想起小妹妹,兩眼淚不干。”

石塘與下流磧均為保德縣村名。東關為保德縣政府所在地。石南場為府谷北部一小村,是走古城的必經之地。到古城后出北城門,同樣歸在了走納林這條大路上。但從石塘起身,一站到古城相距80多公里。保德人還有一條走“西口”的路線,它是經孤山、五里墩花沙塔從正口村即可進入要墾殖的“禁留地”。

走這樣兩條路線的小生唱詞,為什么會有所不同,這主要:一是早期沒有固定劇本,多為口授,傳唱人難免有所增減;二是因地理環境不同,傳唱人隨景即興改編和發揮,以引發人們對本鄉士真實感受的情趣。

以上兩條都是經府谷境,走內蒙包頭周邊旗縣的捷徑通行道,也是當年晉西北民人徒步行走“西口”認定的路線。

產生二人臺的基礎

河曲和晉西北的貧民,在“走西口”的途中,特別是咸豐年以后,出“西口”去打工受苦的人,必需在包頭周邊旗縣才能找到營生,這樣路程更遠,回家的次數更少,于是搭伙在寂寞“西口”的路途中,或在墾荒、放牧、掏甘草的孤獨生活中,為解思鄉之苦,以親身體驗、經歷,用樸實、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具有地方色彩的直白俚語、但曲唱出了他們的身心和感受,苦悶和歡樂。它是這些受苦人的即興之作,是在不經意的生活中,看到某一種景象或感觸,從而引發出情思,激起聯想,最終便會連串成一首民歌。

歌唱出后,同伙聽著,也觸動了自己的情趣和想象,便互傳開來,這個流傳過程,就是作品的一個檢驗過程。于是再根據自己的理解,或加兩句,或減兩句,唱久了便是一首成熟的民歌。因此二人臺小曲就是在民歌的基礎上,后來又吸收了秧歌、戲劇的營養,發展成了具有表演舞蹈動作的小戲,所以二人臺的唱詞,是晉西北人在“走西口”中編創出來的,也是在走“西口”中唱出來的,更是在走“西口”中日臻完善了它的表演藝術。

據內蒙業內人分析,二人臺的唱詞是走“西口”的晉西北人編創的,大約在清同治年間在內蒙開始流傳,蒙漢人民共同吸收、融化了內蒙古一種與陜北“信天游”同一類型的“爬山歌”曲調及戲劇化妝等藝術,編成了一劇一調的小曲,這才具有了雛形地方小戲。因此二人臺可以說,是以河曲為中心的晉西北和內蒙古的部分旗縣,兩地共同眾多群眾創編的產物。

內蒙古的文娛活動,清末除了引進山西的北路梆子外,二人臺便成了主要劇種之一。目前全區大約有10多個專業二人臺藝術團。而在晉西北的各縣更是演唱成俗,他們不時組織慰問團和匯報演出隊,出現在北京的中央電視臺上和一些軍隊、院校的單位里。而我們榆林市僅府谷縣較為流行。

從內蒙古流傳到府谷

府谷是一個農業小縣,且多山谷,少平川,災害頻繁,經濟蕭條。有“府谷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的民謠。民國年間又有:“條條溝里水斷流,窮人光景怎到頭,年輕后生走口外,父母袤女命難留。”府谷人的逃荒救命地就是“口外”的內蒙地,這些蒙地最初出了長域口,就能墾種,但后來不得不和晉西北求生的人一樣,需遠離家鄉,向更北的后大套一帶攬工受苦,開荒種地。

大約是清光緒年間,逃荒到內蒙沙縣、托克托一帶的府谷麻地溝人,為糊口學唱了二人臺技藝,他們活動地區,主要在內蒙的河套地區及本縣的麻地溝、黃甫一帶。清末民初,開始結伙搭班為主要形式,麻地溝的丁家兄妹當時就是譽滿周邊旗縣的窩兒班(家庭成員組成的班子)。民國十八年(1929),府谷大旱,麻地溝的丁喜才父子為求生,與哈拉寨楊氏父子搭班,浪跡府谷、河曲、準格爾旗方園千里,演唱些簡單的曲目,用于討要乞食,因此發展受到很大限制,被認為是末流行業,學唱的人不多。

新中國成立后二人臺獲得了新生,從內容到形式都有所提高。1952年府谷一些有條件的區鄉,先后曾成立過以演唱二人臺為主的業余劇團。1953年,丁喜才作為榆林地區的代表,在出席全國民間音樂舞蹈匯演后,被聘為中國音樂學院華東分院民間音樂教師,在教學中師生共同將多首二人臺詞、曲進行了改編,并多次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從此二人臺小曲,唱響了全國。

二人臺傳統劇目和曲牌約有120多種,流行于府谷縣的約50多種,府谷自編的二人臺傳統節目少而又少。據業內知情人估算,二十世紀中葉前僅有《十里墩》《恩惠挎嫂嫂》兩出為府人自己編唱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府谷文化館曾搜集、整理出版過分《陜北二人臺》三冊油印小冊子,其實都是轉抄、移植于內蒙和河曲二人臺的曲目。

1954年,府谷晉劇閉成立后,就有了二人臺的專場演出,縣文化館也幾次成立過二人臺業余歌舞團。1980年,隨著改革開放,經濟好轉,縣文化館再次成立了府谷二人臺藝術團,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發展。

二人臺小曲,在府谷民間深受歡迎和喜愛,有不少土生土長的歌手,活躍在各種集會、廟會、晚會和匯演的舞臺上。上世紀,新民鎮的歌手王向榮最為突出,這些土歌手平時既無人給予指導傳授,也從未參加過學習培訓,都是在自生自長的自然環境中成長發展起來的。

“西口”被多方面誤解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二人臺小曲被丁喜才在全國傳唱開以后,引發了社會各界人士對這種膾灸人口小曲的興趣,于是各種附會的猜想,不斷在一些報刊上出現。

有的說走兩口是陜北民歌。有的說陜北漢子逃荒的路線是走“西口”,而“西口”狹義上主要指銀川,而廣義上的“西口”,則是泛指以銀川為中心的寧夏平原、河套平原的廣大地區。也有人認為二人臺小曲是產生在府谷的麻地溝,屬于榆林市的“榆林小曲”……更有人武斷地認為清末民初的“走西口”,就是官府組織的人口大遷徙……

為什么會產生這些誤解,一是二人臺是榆林府谷人丁喜才在全國傳唱開,那當然就是榆林民歌了;二是社會上普遍認為二人臺只不過是民間消遣的小玩藝,登不了大雅之堂,未能引起重視和廣泛宣傳,低估了它的藝術價值;三是,一些寫作者,缺乏這方面的歷史常識,沒有深入查了解。所以出現了一些杜撰和想當然的文章。

從古到今,歷史上官方曾多次將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還徙到漢民的居住地,是為便于管理和統治。而由官方組織漢民的遷移,在近代規模較大的僅有兩次:一次是明朝將山西的居民集中在洪洞縣大槐樹下的分批遷徙:另一次是清初將湖廣人口填補到四川。而神木、府谷人的“走西口”,則是因災荒頻仍,生活困窘,而“口外”卻地域廣闊,人口稀少,好度年月,所以才在清末、民國初自發的舉家、舉村遷移到鄰近的蒙地。

時代演變了《走西口》

二人臺《走西口》小曲,在流傳中,它的詞、曲免不了隨著時代變遷,而有所改編和增減。如清光緒年間的抄本、開場是小生的唱詞:“咸豐正五年,異事出了個鮮,乃一事出在那,山西府太原。”民國年間的版本,開場唱詞卻是小旦:“家住在太原,爹爹孫朋安,生下我一枝花,起名叫孫玉蓮。”民國年間還有的版本開場小旦的唱詞是:“正月里娶過奴,三啦月里你走西口。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哥哥不娶奴。”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中國音樂學院上海分院,丁喜才的學生鞠秀芳,開場改唱成:“哥哥走西口,妹妹實難留,手拉著哥哥的手,送在了大門口。”二人對唱改成了獨唱,并在曲調上作不少改編。據府谷文化館的尤候和同志介紹,現在的《走西門》詞、曲全國有十幾種版本,內蒙、晉西北和陜北榆林市區縣的唱詞各不相同,原汁原味的《走西口》小曲,已非原創的面目。

開始走西冂的目的地,是在陜北沿明長城外的“禁留地”。嘉慶年以后,因“禁留地”己逐漸墾完,土地也漸沙化,就是居住在“禁留地”內的人,也難已解決溫飽。于是逃荒的人群,不時偷越界址順著內蒙更北、更地廣人稀,以畜牧為主的包頭、后大套一帶開荒打短工、放羊、挖渠、挖甘草根攬工受苦。光緒年間,清廷為籌措“庚子賠款”,不僅開放了“禁閉地”,也不再劃界限制漢民的墾種。于是因地理位置的關系,包頭逐漸成了與內地相連的通衢大道和商貿集散中心。又因出了長城口,人們習慣稱為“口外”或“西口”,所以也就把內蒙北部的包頭一帶順延統稱為“西口”,反而將陜北六縣沿邊的“禁留地”和人們當初墾荒求生的歷史被徹底湮沒。因此現在一些近代史和地方志中,均無詳細記載,這既是時代的變遷,也是歷史的演繹。

從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開始墾放“禁留地”到現在已有300多年歷史,而《走西口》小曲,從清咸豐五年(1855)開始傳唱到現在也有150多年,在歷史的長河中,“西口”從長城沿邊的“禁留地”被延續至更北的包頭一帶,所以“走西口”也再不僅僅只是墾荒種地的求生人群了,其中夾雜有流浪漢、手藝人、投機商等等。近年上演的與走西口相關的電視劇,常有商人家業衰敗后去包頭發財致富,贖回巨額家產而“光祖耀宗”的情節。奇情險意的趣味情節雖多,卻失去了“走西口”在晉西北和陜北人們心目中的可信、可借鑒的真實感受,背離了受苦人原創的初衷 。

楊國威

本文來源:榆林日報編輯:謝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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